文/王鹏程
鲁迅改定后寄回，收入《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1925年3月29日由西北大学出版部印行。鲁迅在1924年八九月间的日记中对此记录甚细：
8月23日，“上午以《中国小说史略》及《呐喊》各五部寄长安，分赠蔡江澄、段绍岩、王翰芳、昝健行、薛效宽。……寄昝健行信”。
29日，“得昝健行、薛效宽信”。
9月3日，“夜收西大所寄讲稿一卷”。
5日，“夜订阅西北大学讲稿”。
8日，“上午以改定之讲稿寄西北大学出版部”。
9日，“上午寄昝健行、薛效宽信”。
12日，“午后得西北大学出版部信”。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虽经发表，但流传不广。鲁迅生前未收入集中，《全集》和《补遗》都未编入。后收入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版一印的《中国小说史略》的“附录”中。但毫无疑问，鲁迅的西安讲演“是鲁迅全部讲演中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次，给我们留下的讲稿，也是所有讲稿中最长的一篇”。
1957年7月，《收获》杂志创刊号卷首刊登了鲁迅在西北大学暑期学校的讲演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日本学者竹内实看到后，将此讲稿与《中国小说史略》进行分析比较：
现将二者对照比较，没有发现增补新材料，也几乎没有作品引用方面的介绍，只是重点地列举了作品名称，对其中的主要作品作了较《史略》更为简明的介绍。在全书总序和各章的开头都概括地提示了篇章的主要内容，使读者对小说史有一个完整的印象，这对了解全书内容无疑说是有益的。此外，正如《史略》这本书在序言中所说的这本书是作为教材使用的，所以在对《史略》省略掉的作品的评价、各个时代的思潮和弊病——所谓时代性——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批评，对国民性的批判等诸点上，通过这次讲演，都会感到更为浓厚的兴趣。在《史略》的引用、考证目的、褒贬上，通过这次讲演有两三处似乎更加清楚了。记录作得比较忠实、完善，正如许广平和王鲁彦等事后追述的有亲临其境、亲耳躬听鲁迅在课堂上生动的讲解之感，同时亦有可能指出它与杂感相同的表达方法。
竹内实的这种比对无疑是较笼统和粗疏的（或许与其读的是日文版有关），对鲁迅的表里发挥与发明创见视而未见。而且，竹内实忽略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稿的特征，忽视了其在学术普及方面的典范意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用的白话，做到明白晓畅，听读易懂”，而且能“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不仅评价了古典的小说，而且随时提到这些小说的写法，怎样刻画古代可爱的人与可憎的人，也引导听讲者开动脑筋，去判别是非、善恶、美丑，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的创作原则和方法”，“不仅讲述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过程，而且对每一部著名小说作出言简意赅、严正精辟的评论”，尤其是“提出了《史略》中未曾论及的新观点和新例证，修正了《史略》中某些欠妥或不够准确的说法，深入浅出、通俗严正、联系实际地进行讲授，使得这部讲稿具有高度的艺术特色和学术价值，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小说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中国小说史略》为蓝本，作为讲稿，鲍国华的评价较为到位：“以白话书写，保持口语化和现场感，从而在专著、讲义和演说的缝隙之间体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体特征，其突出意义不在于观点的确凿不移，或结构的严谨整饬，而是在政治与学术、讲演与著作、课堂与书斋、白话与文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文本。”
第二十二章
“像春风化雨”：鲁迅讲课的魅力
在暑期学校的讲师中，鲁迅作为“小说大家”是很受听讲学员欢迎的。他的小说创作“在现代中国的演进历程中，发挥着引导彼时国民、给以希望、启迪青年等巨大作用，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同时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价值及精神感染力（典型的品格）而为时人所推崇；另一方面，由于鲁迅巨大的人格魅力及其文坛领袖地位，使得其作益为时人推重”。从当年听讲者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鲁迅很会讲课，他的课内容丰富充实，讲授灵活生动，注重跟学生的交流互动，很能抓住学生、吸引学生。他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都极受欢迎。每次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门口和走廊都挤满了学生。作为“作家型演说家”，鲁迅的发挥总能达到很好的现场效果，凡是听过他讲演的无不承认这一点。鲁迅演讲“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著称，除了幽默诙谐的演说语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议论的形象化。鲁迅演讲不喜欢搞概念化的解说，也不追求多么华丽的文辞，他特别善于用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说明深刻的道理，使听者不厌”。他善于“将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演说者身上，从而达到一种共思共享、交流互动的境界”。虽然他的讲演没有留下声色情貌俱在的影音资料，但阅读鲁迅留下的文艺性和可读性很强的讲演稿，我们仍很容易感受到他突出的讲演才能和易于接受的特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