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而只是学他的以神道设教一面的意思，于是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拟古派的作品，自从以上二书出来以后，大家都学它们；一直到了现在，即如上海就还有一群所谓文人在那里模仿它。可是并没有什么好成绩，学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
　　（三）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中对《儒林外史》有详细论述，但未指出该书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讲演中鲁迅的看法是：
　　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四）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论述《红楼梦》甚详，但未明确指出其价值。鲁迅在讲座中如此考量：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 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在结束语中，鲁迅谦虚地说：“我讲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今天此刻就算终结了。在此两星期中，匆匆地只讲了一个大概，挂一漏万，固然在所不免，加以我的知识如此之少，讲话如此之拙，而天气又如此之热，而诸位有许多还始终来听完我的讲，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谢的。”
　　短短的两个星期内，鲁迅将《中国小说史略》全二十八篇丰赡的内容浓缩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六讲，且有不少发明创见，并非易事。正如单演义所言：“鲁迅所讲演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虽然脱胎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下面简称《史略》），字数仅两万多，但是，由于鲁迅长期从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因此他讲演时，能够做到居高临下，钩玄提要，理出了中国小说发展的线索。”
　　在暑期学校讲演结束后，鲁迅又被请到讲武学堂为军官士兵讲演，内容仍为中国小说史。鲁迅在7月30日的日记里记道：“下午往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据张辛南说：“在西安讲学的时候，鲁迅先生所讲的总是小说史。对于学生和教职员讲小说史，对于督军两署和各厅处的职员也讲小说史。刘雪亚先生想请鲁迅先生对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教我向鲁迅先生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兴趣的题目。我就把这个意思向鲁迅陈述，鲁迅先生回答说：‘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孙伏园解释说：“据我所想，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鲁迅在1924年10月30日所撰的《说胡须》中说：“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由此可见，鲁迅在西安除了讲小说史之外，对于别的问题以及平常的是非争论一概采取缄默其口、不置可否的态度。要他在7月29日结束暑期学校讲演的次日便给军官士兵讲演新的题目，时间上也来不及准备，因而信手拈来非常熟悉的中国小说史，最为自然不过了。
　　但在1950年后的文学语境中，这段鲁迅为军官士兵讲小说史的情形却被过度曲解和政治化了。1953年3月11日，许广平致函单演义说：“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王淡如在1956年所撰的文章中说：“军阀刘镇华曾托人示意，请给士兵讲演时调换一下题目，意思是说：你周树人总不肯给我歌功颂德了么，给士兵打一下气总可以吧？但结果使他这个奢望落了空。鲁迅先生答复的很直爽：‘给士兵讲可以，我还是讲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马上要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的时候，经人劝阻，才隐忍住了。当时的《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座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的停了几天刊。”
　　从张辛南和孙伏园等当事人的回忆来看，鲁迅之所以继续给军官士兵讲小说史，一方面由于自己“只会讲小说史”，另一方面也因为时间上仓促，来不及准备其他内容。至于刘镇华想让鲁迅为自己“歌功颂德”“给士兵打一下气”的居心，也只是揣度。《新秦日报》之所以被罚“停了几天刊”，大概是对刘镇华用意进行过度猜测从而引起刘镇华的不满，更大的可能则是《新秦日报》对暑期学校的负面报道拂了刘镇华的“颜面”。
　　鲁迅在西北大学暑期学校所作的讲演《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经西北大学学生昝健行、薛效宽笔记整理，由西北大学出版部寄给鲁迅审定。
　　（未完待续）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