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和保勤联系是去年七月。杨德生打来电话,要我在七七、七八、七九级返校日的大会上代表文科同学发言。我自觉资格不够,努力推辞,德生便要保勤加入说服。又是鼓励,又是动员,最终我从了他们。虽然此前保勤和我已许多年没见过面,通话中他还是熟悉的口气,热情诚恳,既体量他人,却也有让人听从的气势。
返校日那天,保勤一如既往地忙碌,还像是当年的班长那样。老师同学来了很多,我们没能找个空当私下聊聊,只是互相拍拍肩膀,说句“还好吧”。彼时他手术不久,危险还在身边,这是我在他突然走后才知道的。想起初见保勤的印象。那时我们刚入西大,学校要求很早起床。保勤是党员,又当过兵,做了班长,负责唤起大家,排列成队,在操场上跑步。二月的早晨又冷又黑,保勤吼着:“一、二、三、四!”晨雾中,他瘦高的身子显得影影绰绰。班上做领导的同学多在上学前就当过基层干部,讲话行事成熟老到。保勤是个例外,一副阳光少年的模样。
之后的四年里,他一直是学生干部。遇到有些事情,我难免向他打问。逢此他从不推诿,遇到他不了解的事情,还会帮我去打听。四十年过去了,具体细节已经忘记,留下的只是对保勤的整体印象:热情诚挚。
大学毕业,我去北京读研,不久后又出国读书,其间不记得和保勤有过联络。在追悼文章中读到他的履历,知道他有一段时间常在北京,却从未联系过时在同地的我。可见我们算不上“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亲密朋友。但在国外的时候,一次收到家人的来信和照片,知道那时的保勤已是团省委学校部部长。他,还有班理一家曾专门去看望我父母。意外之余,我颇为感动。回国后,我每年去西安看望家人,从刘若松那里不时听到保勤的消息,知道他又做过省报、省社科联、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为官一路顺利。我替他高兴,也猜想经过如此历练,保勤怕是不再阳光热情。
毕业多年,我和保勤很少联系,但对他,我有一种莫名的信赖,没有过陌生感。大约是七八年前,我有个问题需要帮助,便径直打电话给他。不出所料,他热情如故,帮我解决了问题,我们又难得地聊了许久。电话里,我祝他仕途层楼更上,他笑言只是顺势而为,从不强求,说是一生过半,能做些从心的事儿才是重要。也是那次,知道了他“偶然为诗”。保勤有些自得地说:“我可是小有影响呢!”我要他下次来沪一定通知我,我承诺请他去本帮菜馆一聚。他则说届时会送我他的诗集。保勤倏然远去,我们再也不可能兑现承诺。但从悼念文章中,我有幸读到他的诗歌,知道他经年耕耘,并非“偶尔为诗”。诗歌中,我读到他蓬勃的才华、恢宏的格局、超迈的情怀,也发现半生为官,保勤竟未失少年的热情,没有磨去诚挚的底色。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来如细雨,去似微尘。六七十岁后,熟悉的人渐次离去,我已经不会太过感伤。虽然我们少有联系,早就天各一方,保勤走了,我却觉得怅然,因为永远失去了一个“从来不曾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友人。在另一个世界,愿保勤热情依然,诚挚依然,从心书写,抱琴歌唱。
记忆中的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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