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鲁迅很善于讲演，小说史又讲了多年，内容非常熟悉，再加上见解独到深刻，学员蜂拥而至，纷纷慕名去大礼堂听讲。至于李瘦枝所云鲁迅“讲演中的那种昂扬的战斗精神，感染力强”，考虑到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处于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环境，故而并不可信。今天我们看鲁迅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就学术论学术，反映不出丝毫“战斗精神”；而且鲁迅在西安时，也从不对时事政治发表看法。
此后，西安的报纸开始以“鲁迅”之名报道，强调了鲁迅的“小说大家”身份。
“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西安的报纸上，是7月30日《新秦日报》所登之《暑期学校新闻三则》。其中第三则为“鲁迅讲演已终，定于今日离陕”：
小说大家周树人别号“鲁迅”，此次来陕所讲演之《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截至昨日，业已终讲，现已定于今日离陕东返云。
说周树人别号“鲁迅”并不妥当。准确地说，应该是周树人笔名“鲁迅”。实际上，鲁迅是8月4日才动身返京的。
第二次报道还是《新秦日报》，7月31日的《暑期学校昨闻纪略》，对前一日的报道进行了更正和补充：
小说大家鲁迅君（即周树人）讲演终结，即将返京一节，业志昨报。兹闻周君因事阻留，尚未离省，此间各学员以周君此次来陕，虽为日无多，然对于小说方面，已灌输不少之新的知识；拟定于日内开一欢送会，欢宴周君，借联师生间之感情云。
第三次报道是8月8日《旭报》的一则消息《学者又去二人》：
学者王小隐、孙复元拟即去陕已志昨报，兹据西北大学某君谈述暑期学校讲师夏元栗、周树人亦于日昨回京，但各讲师对于所讲者均未讲完中辍而归，一般听讲者意颇不满云。
这条消息明显滞后，人名多写错，内容也有错误。8月4日鲁迅“晨乘骡车出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与孙伏园、夏元瑮同行返京。鲁迅讲演内容已于7月29日“全讲俱讫”，并非“中辍而归”。《新秦日报》7月30日已报道过此条消息。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初，鲁迅以划时代的《呐喊》《彷徨》，奠定了其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和无远弗届的巨大影响，用孙伏园的话来说——“在小说之国，鲁迅先生实为‘国父’”。因而，当学员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后，争先恐后去聆听其讲演，就属自然而然了。
第二十章
钩玄提要与表里发挥：
鲁迅的讲演与《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联办的暑期学校之邀时，并未确定讲演题目。最终他讲演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这个主题即是他《中国小说史略》的浓缩和精华。他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讲了五年中国小说史，可谓烂熟于心、胸有成竹。
1920年8月6日，鲁迅被北京大学聘为讲师，秋季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
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从日本归来在杭州、绍兴教书时，他在课余辑录了《古小说钩沉》，收录从周代到隋朝的散佚小说三十六种。到教育部工作后，开始整理唐宋传奇，搜集了《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等。他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不仅是兴趣使然，而且做了长期的准备，“因为鲁迅掌握了很多有关古小说的材料，又有他独到的见解，请他来讲这一门课真是找对人了，特别是这时他已经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声望，更使他的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
1920年8月26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聘鲁迅为国文系讲师。1923年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聘请鲁迅为兼职教师。在这四所学校，鲁迅讲授的课程都是中国小说史，深受学生喜爱。
以上述四所高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1923年12月，鲁迅修订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1924年6月，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上、下卷均由新潮社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勾勒出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为小说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胡适评价此书“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郭沫若更是将《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认为两者所从事的，“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从7月21日开始，鲁迅在西北大学礼堂作了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系列讲演，到29日结束，总计八天，共十一场次，十二小时。7月30日，又受邀在刘镇华开办的陆军讲武堂对军官讲演半小时，内容仍为小说史。鲁迅日记云：
21日，“上午讲演一小时。晚讲演一小时”。
22日，“午前及晚各讲演一小时”。
23日，“上午小雨。讲演二小时”。
24日，“午前讲演一小时”。
25日，“上午讲演一小时”。
26日，“午前讲演一小时”。
28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泉百。下午讲演一小时”。
29日，“午前讲演一小时，全讲俱讫”。
30日，“下午往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