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地的时间一般是？”
　　“看长租和短租了，长租不用说，短租一般是‘打春不论地’，就是立春一过，双方的租佃关系就不能更改了，租约上写明地的位置、垧数、租额数量及种类、地租的运送方法、中人姓名及定约日期等，还要写明‘秋成官斗交完不许短少’。”
　　“马老爷，您是咋成为庄园最大地主的？”张组长问。
　　“和你们江浙人比起来，我就一介陕北老农，惭愧惭愧。不过，你既问到这个，我说说无妨，就四个字，‘耕读传家’。读书培养后代不说了，耕嘛，收地租、卖粮食，买、典土地，精打细算很重要。”马老爷说着，各伙房端着盆排成队，他便即兴补了后一句。马老爷的一只手熟练地伸到后面，准确地把盆里的米，一把又一把抓出去，再让常管家传进米缸里。这套娴熟的动作，让调查组同志们看得目瞪口呆。“另外——”马老爷要进一步解释，对土地不断倒换的精打细算又觉不妥，通过收回佃农的土地，变相提高租额，或是自种或是典地，这一套操作，不就是上次减租减息打击的对象？他假装咳嗽起来。
　　“佃农们欠租的多不？”张组长问。
　　“很多。尽管约定一年两次交租，夏租还欠租，秋租交当年地租，可是，陕北的收成全靠老天爷，让你收就能收，不让收就收不了。收不了，连饭也吃不上，哪还能交得起租子，如民国十七年。所以，老先人们留下规矩，灾年的账可以放到丰年还，甚至是父债子还、爷债孙还。”
　　与马瑞琪谈了几天，张组长十分开心。和他对话的是一个开明的地主，有问有答，对社会的变革也比较理解。他试着提出能否借账本一阅，马老爷一口答应。当晚常管家带五六个人搬来账本，堆了少半个窑。“首长，这是光亮堂好几十年的来往账务，请随便查看。不过一定要保护好，不敢有丁点的闪失。”
　　“管家放心好了，我们会认真对待的。这不仅是马家的账本，也是国家的一笔宝贵财富。”张组长认真地说。
　　账本自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迄今，记录了近百年的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目。如获至宝的调查人员分头查看，里面的奥秘简直太多了，比如加租问题，从账本上看，从１８８４年到１９４１年间，公开加租七次，但从字里行间来看，还进行过二十次暗地加租。
　　“同志们，地主的公开加租要找原因，如遇到地价上涨、粮价下跌或连年丰收等，但对租户来说，无论什么原因，公开加租都会造成利益的损失，必然加剧双方明的暗的摩擦。但是，由于欠租现象普遍，用‘抽地加租’显得更为隐蔽，租户就不得不接受了，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土地经营权，只得认同新的租额标准。我们的减租减息政策，就该顺着这条思路，从中找到良策。”张组长给大家分析道。
　　从光亮堂的账本里，调查组掌握了大量的情况，他们又查看了几家地主的账本，大同小异，为下一步深入佃户家走访调查，提供积极帮助。
　　在一条很浅的支毛沟里，离沟底才一丈高的半山坡上，孤零零地有一孔土窑洞。一个低矮的老汉，闷着头在劈柴。“老大爷您好，我们聊聊好吗？”张组长问道，打量着不大的院子，晾晒着几垛谷子、糜子和不多的玉米棒子、高粱把子。他感到匪夷所思，今年不是丰收了，这家人咋收这么少？
　　“你们是延安来的八路军？”老人停住活，问。“您知道？”“你们这两天满村里转，问东问西的，都传遍了。”老汉说。
　　张组长笑呵呵问，欢迎我们吗？老汉说你们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说不上欢迎和不欢迎。张组长问您家的窑洞为何修这么低，不怕沟里发大水？老汉说发了也淹不了，这条沟浅，出不了多少水。窑洞年代久了，窑掌也塌了一半，你家咋不重找块地修？一个组员问出又后悔，修窑是要钱要地的，看老汉的光景，着实办不到。老汉看他一眼，说不怕你们笑话，我家连这么孔窑也没挣下。光景好点的人家直接租地，差点的还能“伙种”，合伙有劳力的出劳力，有牲口、籽种和工具的出这些，我们外来户屁也没有，只能当“伙子”，平常吃的用的、柴炭都由东家抵垫，到了秋后还清，住的土窑是由地主提供的。平日不忙了，东家要有差事就去伺候。光亮堂的东家心好，留我们这么大年纪的，要是放其他东家早打发了。
　　“老人家，你想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吗？”张组长问。
　　老汉白了他一眼，说一会儿刮东风，一会儿刮西风，前年分了财主的地和粮，地没种，粮没吃，又给人家退了。话说回来，人家的地也不是刮风来的，是几辈子积攒的。
　　（未完待续）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