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祁凤飞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中已步入了不惑之年。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艰辛与努力并进，辛酸与荣耀共存。

学前的记忆是模糊的、是快乐的，更是天真无暇的 。自我记事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很不错的，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获奖奖状在我家前窑的墙上满满地贴了两行。

中考时我的数学成绩位居全乡第一、总分第二。开学典礼上我代表新生上台发言，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发言席上，面对台下几百名师生，我仿佛置身于悬崖壁，腿抖得很厉害，头也没敢抬，带着颤音将张爱秀老师给我写的发言稿读完，在一片掌声中我无比自豪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自此，我在刘千河中学小有名气，很自然地被推选为班级学习委员。为了稳住我的数学成绩年级第一的宝座，我在课余时间总在不断地学习，即便在周末，也是如此。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常常跑到场梁上的树下看书。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将自制的小台灯放在被窝中学习，很晚才休息。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到了中考时间，学校放假半天，要求同学们回家换洗衣服。我自己没有新衣服，哥哥便将自己新缝制的中山服布衫从箱子里拿出，很大方地递给我，布衫的衣襟长的能遮住我的膝盖，显然不合身，但必定是时尚的新衣服，我感觉很体面。

由于我的偏科和学习方法不当，加之毕业生普遍复读的缘故，我名落孙山。看到先前学习成绩不如我的同学被中专学校录取，我心如刀绞，感觉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那一年的暑假，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整天默默无闻地低着头跟着大人锄地、放羊、赶上毛驴驮碳，宛如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当年全村在中学读书的几十个同学都纷纷辍学回村学手艺或放羊挣钱去了，我家里人的思想因此也略有动摇，我便告诉家人，让我再复读一年，要是考不上，我会外出自保，绝不拖累家里。母亲听后为此一震，决定让我继续复读。母亲的这一决定，曾令许多生活富裕的村民不解、置疑、甚至嘲讽。接下来的一年，我背着行囊跑到榆林一中农干校学习，白天拼命学习，晚上十几个同学挤在一盘大炕上，学习到很晚才休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专，被录取到陕西省水利学校。

听到我被录取的消息后，家里人欣喜若狂，姐姐们纷纷跑到我们家里又是蒸糕、又是做豆腐共同庆贺了几天。随后我和哥哥背着铺盖进城打工为我筹措学费了，干的是诸如挖地槽、坠地基、提灰、背砖等小工生活。开始几天还好，一周后我的脸被晒得黝黑，胳膊晒得蜕了一层皮，手上打起了许多黑黑的血泡，尤其是晚上浑身痛的不敢转身。同村的马姓包工头了解到我的这种情况，给我安排些轻闲的活，我便坚持了下来。算计着整整干了一个月，考虑到开学的时间快到了，我领了我和哥哥的工资便辞工回家了。

去校的前一天，我家里很是热闹，亲戚们来了一屋子，沙沟畔的父老乡亲们也都登门为我辞行，多数人家都是给我一元钱路费，没钱的人家便给点粮票，还有端着一盘鸡蛋的。整整一下午，我家里客来客往热闹异常，看到这种情形，母亲高兴的热泪盈眶，我也激动的不知和乡亲们说什么好。客人走后，姐姐们便迫不及待地数着乡亲们给我的路费，一共是三十六元五角，便将六元五角留给我路上零花，三十元兑换成十元面额的大钞连同家里给我准备的学费折叠成小长方块缝在我的内裤里，然后帮我打包行李，叮嘱好些出门要注意的话，就这样折腾了半夜，全家人基本上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哥哥送我到榆林，联系到同行的叶武鹏同学，我们便一同结伴坐了三天车才来到了水校。

水校的规模和建筑比我想象的要宏伟的多，教学楼、住宿楼、实验楼、图书楼一座连着一座，很是壮观。高年级乡党们的热情程度更是胜似亲人，领着我们报名、领物、逛街、认路。入学手续办完后，新生们的班级及宿舍都早已安排就绪。每月31.5斤面票和9.3元的菜票是国家补贴按时发放的，大米饭和白面蒸馍成了家常便饭，还有每周星期五晚上有舞会，星期六晚上放电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一下变成了现实，的确让人有些乐不思蜀、喜不自胜了 。

学校的条件不错，但家里的经济拮据自己是清楚的，所以课余时间我总爱计划自己的伙食，计算自己的生活开销，吃饭不能讲究，基本是主食吃饱，菜就简单点。这样下来，面票不够，菜票有余。卖掉节省下来的菜票，用于弥补面票的不足。尽管自己想方设法节省开支，兄长、姐妹们也鼎力相助，但家里还是难以凑足我的学费。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我便想到暑期不回家看护学校，既节省回家的来回路费，每天还可以挣到1.5元的看护学校补贴。家里人开始不同意，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也就勉强同意了，于是我便从二年级起在杨凌度过了炎热难耐的三个暑假。在这三个暑期里，我除了照学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设法创收，守电话、搞测量、捡破烂、卖青草。捡破烂是源于学校每年的教学楼维修，必然会丢下许多旧书和废纸片，我便将它捡起捆扎好，利用下午吃饭时间扛着这些“战利品”、顶着烈日一路小跑到学校北边的垃圾收购站卖个好价钱。让我欣喜若狂的是那年夏天我又发现了一笔“好生意”，青草的收购价格高，割得卖草很能赚钱。于是，我便和学校打扫厕所的老头借了一把镰刀和一辆架子车，一下午时间就满满地割了一车，拉送到西北植保所养殖场竟卖到16.5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笔大收入。拿到这么多的钱，我感觉沉甸甸的，呆呆地站在那里足有一分钟，想到操场上那么多的草都被别人抢割掉了，我后悔了好一段时间。捡破烂、割草收入不菲，可做起来的确很害羞，怕熟人看见笑话，似乎有种做贼的感觉。

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炎热，也不是贫困，是想家想得寂寞难耐。特别是在夜间不由得要想家，每天都在算计着回家的剩余天数，每当这时我便用被子蒙在头上，控制自己不要伤心落泪。梦里有好多次是在沙沟畔老家，一觉醒来依然还在学校。最想家的一次是1988年盛夏，连阴雨下了十多天，让本来寂寞的心情烦躁至极，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一人睡在床上辗转反侧越发睡不着了，折腾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一觉醒来才发觉我的棉被里子烂的不像样了，原本只有拳头大的小洞竟被我一夜蹬成锅口一样大的洞。

家的感觉挺好，但有一件事却让我对家里产生了些看法。那是1990年7月上旬，学业都已完成，同学们都在忙着互赠礼品或填写毕业纪念册，准备离校。而我却身无分文，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去收发室，看有无我的汇款单。可每天都是高兴而去，失望而归。我也不知道是自己第几次给家里发加急电报了，可每次都像石落大海、杳无音信，但我坚信汇款会到的，也许正在路途中。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最后还是没有等到分文汇款和信函。为了躲避同学们给我送礼物，我逃到杨凌的街道上，慢无目的地行走，宛如一个乞丐。我开始怨恨家人，不给汇款，也不来信告知不给汇款的理由，让我在同学面前显得如此小气。夜幕降临了，我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宿舍，同室的同学告诉我，榆林老乡找我收取回家租车费用。我又急又气，彻夜都想着筹措回家路费的办法。第二天早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试探着和周围同学们借钱，结果都没有借到。最后，我想到在杨凌工作的一个榆林老乡，我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很害羞地和她开口借钱，老乡知道我的困难后，很大方给了我50元钱借给我200元路费，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了老乡回到了家乡。回到家里我才知道我家里发生了天大的事——母亲刚刚去世，家里早已乱作一团。我才明白了一切，懊悔自己曾经对家里错误的看法和想法。

四年的水校生活实属不易，但让我学到了好多专业知识，让我学会了做人，懂得了换位思考，练就了我自学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觉求学虽然很苦，但它对你的回报是丰厚的、是公平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从来不会无缘地往下掉馅饼，成功永远属于卧薪尝胆、勤学苦练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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