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1927年12月24日，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说：“胡先生（胡玉缙）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对夏曾佑评价甚高。在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的信中，鲁迅向他推荐了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三元）最简明。”1935年4月19日鲁迅在致唐弢的信中谈到清代的史书，再一次推荐夏曾佑的书：“清朝的史书，我没有留心，说不出什么好。大约萧一山的那一种，是说了一个大略的。还有夏曾佑做过一部历史教科书，我年青时看过，觉得还好，现在改名《中国古代史》了，两种皆商务印书[馆]版。”夏曾佑于1924年4月18日去世。可能因为这层关系，鲁迅和夏元瑮比较亲近，在赴西安之前就比较熟悉。鲁迅1924年3月1日的日记写道：“赠夏浮筠《小说史》一本。”在西安时，7月18日鲁迅“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8月3日，“上午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行”；次日清晨，与夏浮筠、孙伏园同程返京；返京后，19日“晚夏浮筠同伏园来，邀至宣南春夜饭”。
陈定谟（1889—1961），江苏昆山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毕业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1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曾任留美东方学生会主席及泛亚洲会议第一任会长。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任教。1924年秋任教于西北大学，1925年任教厦门大学，与鲁迅为同事。1924年8月3日，鲁迅与孙伏园、夏元瑮提前返京，临行前，鲁迅“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可见对陈定谟之信任。在厦门时，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第四十二）中说：“教员内有一熟人，是先前往陕西去时认识的，似乎还好。”在厦门大学时，两人交往较多，曾一起出游南普陀寺，关系比较亲近。鲁迅日记中记有（1926年9月8日）“陈定谟君来”（9月9日）“午后访陈定谟君，同游南普陀”、（12月17日）“午，郝秉衡、罗心田、陈定谟招饮于南普陀寺，同席八人”等。陈定谟有时也向鲁迅透露一些讯息，如渐渐地感觉到几个同时到厦门大学的人排挤鲁迅。他叹息道：“玉堂敌人颇多，但对于国学院不敢下手者，只因为兼士和你两人在此也。兼士去而你在，尚可支持，倘你亦走，敌人即无所顾忌，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玉堂一失败，他们也站不住了。而他们一面排斥你，一面又个个接家眷，准备作长久之计，真是胡涂。”鲁迅说：“我看这是确的，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内部的排挤现象，外敌却还未知道（他们误以为那些人倒是兼士和我的小卒，我们是给他们来打地盘的），将来一知道，就要乐不可支。我于这里毫无留恋，吃苦的还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我所以只好一声不响，自做我的事，他们想攻倒我，一时也很难，我在这里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兴。至于玉堂，我大概是爱莫能助的了。”后来果不出鲁迅所料，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后，林语堂无法支撑，不久也离开，其他“准备作长久之计”的人，也只好卷铺盖走人。
鲁迅后来在杂文中批评过的有王桐龄、李顺卿和王小隐。
王桐龄（1878—1953），字峄山，号碧梧，河北任丘人，著名历史学家。清末考取秀才，1902年进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1904年作为京师大学堂首批官费生被派往日本留学，1907年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回国后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后应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21年任史地部主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后，1926年任史地系教授。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课。著译丰硕，代表作有《中国民族史》《中国历代党争史》等，在中国通史编纂、民族史研究方面有重要影响。1924年7月与鲁迅一起赴西安讲学。暑期学校结束后，王桐龄提议刘镇华招待教授们游览终南山、华山等名胜。其8月14日至15日与李顺卿、陈钟凡游终南山，17日返京途中与李顺卿、陈钟凡、李济之、蒋廷黻游华山，并记有游记，非常详细。返京后，王桐龄撰成《陕西旅行记》（1928年2月北京文化学社出版发行）与《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是了解暑期学校、20世纪初西安以及陕西的至为重要的文献材料。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