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未平
如今八国联军向清廷提出重惩“首祸诸臣”的要求，而刚毅已经病故在逃亡路上，赵舒翘成为首当其冲的人物。慈禧本想以革职留任应付，结果联军威胁西进，步步紧逼，慈禧无奈妥协，改判“交部严处”，又改“斩监候”，再改“斩立决”。正在过年的西安市民一片哗然，聚众上街请愿。慈禧迫于压力，改“斩立决”为“赐令自尽”。正月初三，赵舒翘“吞金及砒霜均未死”，监刑人再三催促，“亲眷以绵纸遍糊其七窍，再灌酒而闷煞”。一介重臣最终耻死，而且还死在自己的家乡，可惜可怜可叹可恨。无论赵舒翘是死于八国联军的死死相逼，还是政治对手的迫害，对西安人乃至全陕西人都是一次晴空霹雳般的警醒和刺痛。此后，陕西在革命中总是走在北方诸省的前列莫不与此相关，而陕西学界始终抱守强国之志，也莫不与受此刺激有关。
1901年10月，清廷颁布“兴学诏”，命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开办近代化高等教育。陕西巡抚、湖北人李绍棻就近上书，请在原游艺学塾旧址办陕西大学堂——游艺学塾是甲午战争后，陕西官方兴办的培养实用人才的学校。1902年1月，慈禧和光绪銮驾回京，5月，陕西大学堂开学，首届招生40名，总教习为曾任光禄寺少卿的湖北人屠仁守。
陕西大学堂继承游艺学塾“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的思想，开设中学4门，即性理格致、政治时务、地舆兵士、天文算术，以及算艺、质测、电化、文语等西学4门。其官厅楹联“博古通今适于世用，砥德砺行报以国华”，阐明了办学宗旨——自强救国从一开始就是陕西大学堂的最高追求。许多著名人物都曾担任过陕西大学堂教习，比如，邵力子就曾任西洋史教习。另一个不得不说的教习是教授数学的日本人足立喜六。足立喜六在工作之余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了详细考察和实地测量，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汉唐帝陵、汉唐长安城及长安附近的名胜古迹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撰成《长安史迹研究》一书。此书配有照片171张，插图38幅，研究之细、之工、之专，让人钦佩。至今，这本书仍是我国学者研究古代长安的案头参考书。
1905年，陕西大学堂更名为陕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高等学堂当年的公派留日学生张凤翙发动西安起义，很快占领全城，并成立了军政府。1912年3月，已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的张凤翙合并陕西高等学堂等五校，创建西北大学，以应西北“现时之建设、将来之建设”“外部之防御”。
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最大的盛事，莫过于1924年的“暑期学校”。当时署理陕西的是河南军阀刘镇华，他延聘河南人傅铜担任西北大学校长。傅铜曾留学英国，是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学生，也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连襟。1924年傅铜联合陕西省教育厅举办“暑期学校”，邀请鲁迅、夏元瑮、蒋廷黻、王桐龄、陈定谟、李济等国内著名学者，以及著名记者孙伏园前来授课，这是陕西近代以来第一次学术盛宴。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后附录于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余经常前往易俗社赏戏，以此消解仲夏的溽热。先生感怀秦腔苍凉悲怆的古老唱腔，为易俗社题词“古调独弹”，并赠予讲学所获的50元现洋。之前，鲁迅先生本来打算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但当他来到西安之后，才发现西安城已经凋敝不堪，了无大唐的影子，便最终放弃了。
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西北大学收束办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时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学校党的书记的邓小平，曾在此兼任授课教师。1928年，西安中山学院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28年至1930年，陕西旱灾严重，1931年，西安中山大学在困境之中走到尽头，改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西北大学的“陕源”到此几近中断。
而现在的西北大学，学科学制以及优良的学术传统均来自“京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又是一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京津地区很快被日军占领，许多大学校园成为日军司令部或者兵营。当日的学术圣地和教育殿堂成了侵略者的魔窟，偌大的京津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为了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力量，赓续中华民族文明，民国政府于当年9月下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0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部分师生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令，也西迁来陕，参与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来，长沙临时大学迁至云南昆明，成立了赫赫有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成立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就是现在的西北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基干之一，北平大学可溯源至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因而这也是西北大学“京源”的最早源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堡垒。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