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姬晓东
“减租减息之所以未全面推开，是有许多原因的，如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利于各阶层的团结，怕影响‘三三制’政府的建立等。现在时过境迁，情形不一样了，别说减租减息，就是重新分配土地，也是必然的。”马伯雄铿锵有力地说道。
“土地都是地主的，政府又没有，拿私人的土地进行分配，那不是光天化日抢吗？”这位县务委员又在嘀咕。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能解决的，现在研究的是执行文件，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吃清底子，按规定的范围，确定对象、减的数额，这项前期工作最为庞大，也十分有必要；第二，要不图数量保质量，符合条件的一户不漏，减一户就要成一户；第三，是县里要进行立法，有法可依，执行起来，双方都不被动了。”
“马县长，问句不该问的，减租减息，光亮堂的马老爷会同意吗？”那位委员还是不甘心，又问。
“他同意不同意我不知道，但有了政府的条文和法律约束，相信他一定会执行的。我知道，老爷子懂得，活在这个世界，比土地和金钱重要的有好多。杨家沟作为减租减息的试点，由我亲自去，大家没意见吧？”
马县长要亲自拿自家“开刀”，其他人再无话可说，就等着看笑话。
“马县长难得回家一趟，有事吧？”马老爷见儿子回来，语气有些阴阳怪气，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
“父亲，您和我姨身体还好？”马伯雄问。
“好着呢，今年又是大丰收，你爸一顿能吃一大碗捞面，拌两个炒鸡蛋。”姨笑眯眯地说。
“忙你的去，不要影响我和伯雄说话。”马老爷让女人离开，缓缓地问，“是不是又来了运动，减租减息了？”
“是，儿子愿听父亲高见。”马伯雄掏出笔记本，像个小学生，说。
“高见不一定是，就想和你讨论，减租减息要有度。弄好了皆大欢喜，弄不好两头不满意，说不定会弄出人命。”
“请父亲明示。”
“拿马家各堂的租地形式来说，有定租、包山租和活租三种，绝大多数是用前两种，好处是庄户人固定，知根知底，相互放心。活租的租额是高，有些人狮子大张口敢要一半，但风险也大，要是遇不到好年馑亏空了，租户屁股一拍走人，能咋？”
“我们家是个啥情形？”马伯雄问道，他想吃透家底。
马老爷找来常管家，拿过账本一五一十细算。“去年是平年，咱家打下新米九十八石，支出了二百五十三石，这里有一百二十一石交了公粮。”
“啊，入不敷出，不会吧？”马伯雄大为惊讶，问。
“白纸黑字不是写着。”
“公子，容我一道道给你细说。”常管家打开账本，耐心地给马伯雄解释。
算了半天的账，果真亏空了一百多石。“那亏欠的粮食从哪来补？”马伯雄问。
“我们在其他县还有很多土地，除在当地交过公粮还余了一些，拉到米脂来缴，这几笔就是。”常管家指着账本说，“光亮堂去年总共卖了一百二十七石贡米，用来维持庄园的日常运转。”
原以为家大业大的马家，没想到这些年逐渐变得如此脆弱，马伯雄陷入矛盾中，“父亲，你说这减租减息是该弄，还是不该弄，弄该咋弄？”
“弄，共产党的政策，不弄不行。但弄，不能过激，减租要符合实际地减，绝不能减租减得让东家自己都吃不上饭。”
“减多少算符合实际？”
“各堂普遍仗着自家的地是熟地、好地，能多打粮，便多为四六开。客观地说，是高了些，五五开合适，最低到四六也还合适。有些人的地是借钱买的，他们担着更大的风险，收的租子连利息也付不起，租子再一减，会挫伤他们买地的积极性。土地和商品一样，流通了，才能刺激经济的发展。”
“这说到经济学的范畴里了。减的范围在百分之十，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最合适。”
“这也不少了，一石少了一斗多，总算下来是多少？”马老爷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