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未平
扼腕顿足，恨我国弱。在“丝绸之路”这一辉煌的历史大剧中，中国作为主角之一，却在学术研究中落后甚至缺席。丝绸之路的历史状貌任由他人以自己的喜恶和偏好，大言不惭地解释和“还原”。至今，中国及中国文化对丝绸之路和人类文明的贡献，仍然没有回归其实际地位。而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丝绸之路”和人类文明的贡献，就是王建新们的使命。
令人痛心的还在后面。
斯坦因，英国籍匈牙利人，全名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家庭。这是个让中国考古学界如鲠在喉的人物。斯坦因崇拜的偶像是亚历山大大帝，中学时受到《马可·波罗行纪》和《大唐西域记》的熏陶和感染，立志游历和研究东方。21岁博士毕业后，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这是一个“学霸”级的精英人物。
斯坦因的事业开始于担任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其后的30余年里，他多次前往克什米尔和中亚探险、考察。1906年，他第二次进入中国，在和田物色了一个向导兼“师爷”蒋孝琬，并于1907年到达敦煌莫高窟，见到了掌管藏经洞钥匙的王圆箓道士。斯坦因欺骗王道士，说唐僧曾西天取经，而他现在从印度来，专程寻访唐僧遗典，然后用40块马蹄银“买”走了24大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他文物。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奥勃鲁切夫、奥登堡，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也都从莫高窟盗走了大量文物。
今天，所有研究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的中国学者，如果要查阅有关文献，很多时候都得去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预约申请，等待审核。得到同意之后，登记签名，留照存记，然后戴上手套，才能一抚原典，甚至只能查阅影印资料。想象一下那种心情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痛心疾首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865年2月，在斯坦因3岁的时候，斯文·赫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生。15岁时，他在斯德哥尔摩港口参加了迎接探险家诺登舍尔德从北冰洋探险归来的盛大仪式。诺登舍尔德的成就与荣耀让这名少年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他发誓也要做一名探险家。1886年，他师从李希霍芬研习地理，正是受李希霍芬的影响，他将中亚和中国探险作为此生的事业。他沉醉其中，甚至狂热至一生未娶。他自称，我已经和中国结婚了。
斯文·赫定通过不同路线多次前往中亚和中国。他曾从波斯进入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再到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名城布哈拉、撒马尔罕，最后抵达塔什干，沿途考察了许多古代城堡遗址，并发掘了佛教废墟。斯文·赫定几次穿越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沿流考察了塔里木河。后来，他还进入西藏，绘制了西藏部分山川地形图，填补了西方地理学“空白”。
为人熟知并让斯文·赫定本人引以为傲的，是他“发现”了楼兰遗址。
1900年3月29日，斯文·赫定的探险团到达罗布泊北岸。这是斯文·赫定第二次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次考察得到了瑞典国王奥斯卡和富豪伊曼纽尔·诺贝尔的资助。而此时中国的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这年1月，慈禧太后发布了维护义和团的诏令，义和团团民开始进入天津，6月初，又进入北京城。11日，驻天津的各国领事组织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发。当北京战火纷飞的时候，遥远的罗布泊却要发生一起丝绸之路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斯文·赫定来到一处貌似可以掘井取水的地方，结果发现铁铲丢失，于是派一名向导沿路返回寻找。走到中途，狂风大作，向导迷了路。等到风暴过后，向导发现他竟然在一座古城遗址的边上，于是立刻向斯文·赫定汇报。楼兰古城就这样走出历史的迷雾，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一年以后，斯文·赫定做了初步的挖掘。此后的100余年时间里，中外考古学家分别对楼兰古城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许多惊艳天下的珍贵文物，包括那位1980年出土的带有神秘笑容的“楼兰美女”，还原了当年楼兰古城的繁荣与富庶，以及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盛况。
1909年，斯文·赫定回到斯德哥尔摩，迎接他的是他少年时代就渴望的诺登舍尔德那样的欢迎仪式和无上荣耀的名誉，他被认为是全瑞典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926年年底，斯文·赫定第五次抵达中国。他这次将会与我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开创者、西北大学考古研究的创立人之一黄文弼先生有一次深入的交集。
还有一位瑞典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人的眼里，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许多人称赞他为“了不起的学者”，也有人骂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