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葆华
我最初的小学是一座土墙围起的院子，里面只有一排两间教室。当时校门口并没有悬挂写有学校名字的牌子。大概是因为它位于村子东面的缘故，村里人都习惯叫它东校。
学校门前是一条水渠，两米多深，平时里面倒没有多少水，但灌溉时节水总是满满的。渠南四个生产小队的同学每天上学，先要穿过学校东边的桥，再沿水渠北埝西行不足百米，方可来到学校大门口。渠埝只有一米多宽，而且并不平坦，总是坑坑洼洼的。若逢雨雪，行走时需格外小心，稍有不慎，便会滑入沟渠。
班上一个叫倩娃的女同学就曾跌入水渠，差点丧命。当时正遇夏季渠里放水。要不是我队里的袁发考跳下去救，估计她小命就没了。当时我并没有在场，但据说救她时，求生的欲望让她死死抓住发考的手，拼命地在水里挣扎，差点把发考拖下水。发考急中生智，扇了她两耳光，她手稍一放松，才被救上了岸。后来有同学演绎，说发考曾对倩娃做过嘴对嘴的人工呼吸。有人去求证，发考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死活也不肯承认。
在我的记忆中，倩娃个矮，胖乎乎的脸上常是脏兮兮的，排队时总是站在第一排。有一次，老师要大家原地踏步走，站在她斜后方的我惊奇地发现，她脸蛋上的两团肉，随着老师“一二一”的叫喊声，竟然在有节奏地上下抖动。
我们生产小队位于大渠的北边，队里的人都是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从华阴迁移过来的。当地人称我们队为“新房底下（当地人读ha）”。我们队上的孩子上学，需向南穿过一个叫西村的小队。它紧邻学校，位于我们队的东南、学校的西北方向。
西村饲养室是我们上学途中必经的一个地方。门前的空地上栽着许多拴马桩，它们一般为上圆下方，其上浮雕莲瓣、鹿、马、鸟、兔、云、水等图案；桩头圆雕多表现动物或人兽组合形象，动物形象常见狮、猴、牛、马等。风雨沧桑，有些桩头已斑驳断残，而经年累月的使用，又使某些部位被磨得黑光发亮。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桩头上的猴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猴，而另一个则是背上驮着一个小猴。其亲昵可爱的神态，让人顿生怜爱之意。上学或放学途经此处，我总忍不住要扭头多看几眼。
西村有个同学叫王明，他爸就是村里的饲养员。王明随和善良，瘦高个，脚上穿的鞋子常能看见脚趾头，身上的衣服也总是破破烂烂的，有时棉袄里的棉絮都露了出来。那时，同学们课间最喜欢玩骑马打仗的游戏。王明身高腿长，力气大，跑起来快如疾风，一般人很难抵挡。因此，同学们都喜欢选他当“马”。王明似乎也很乐意扮演马的角色，背上同学追撵别的玩伴，但他常常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游戏结束后，要给他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大家都知道，他家穷，没钱买本子。游戏时，骑在他背上的同学，一边挥舞手中的“武器”与其他同学厮杀，一边嘴里还不停地喊着：“驾！驾！驾！”这时，王明总是笑嘻嘻的，越发卖力地向前奔跑着。一场游戏下来，他总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可当他得到了那一张纸的报酬后，似乎又显得很满足。因为有了那一张纸，他至少暂时不会为无纸写字而忧愁了。年少无知的我，当年就曾让王明当过我的“马”，并且玩得很尽兴。记得那是一个春天，校园里风和日丽，地面上落满了毛毛虫一样的杨花。
王明小学上了两年就辍学了。多年来，我一直在外求学和工作，关于他的消息，一点都没有。屈指算来，与他不相见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里常想起他。想起早春的一天，他从自己棉袄的破洞里揪出一团棉絮，让我把结有蚕卵的纸片包裹起来，装在贴身的口袋，说这样可以加速孵化；想起夏日的午后，我去他家，他站在小板凳上，费力地从水缸里舀出半瓢凉水让我喝；想起深秋的黄昏，他和我坐在村西头的地畔上，望着远方的夕阳，他说，长大后，想当一名解放军；想起冬日暖阳下，他坐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瞅着附近地上跳跃着觅食的麻雀，憨憨地笑……在我四十年的记忆里，他一直都是一个鲜活的存在。多少次夜深人静，我独自默念：王明同学，你在哪里？我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窗外满天的繁星，无声无息。
青春有悔，往事如昔。只要想起同学王明，心头就落满了毛毛虫一样的杨花。
前年，偶然碰见小学同学兴民。闲聊之际，问起王明的情况，他说，王明的日子过得并不好。结婚没几年，就离婚了。现在又招到别的村给人家做上门女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