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12日下午，陕西文学界、图书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在陕西省图书馆欢聚一堂，为诗人远村的新书《画地为天》联合举办了一个简约而高规格的分享会。本次分享会由陕西省作协、陕西省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联合举办，终南七子诗群、文化艺术报社协办，50多人参加了分享会。
本文是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诗歌委员会主任，延河杂志社社长、执行主编阎安先生的致辞。
这是一部任意妄为的诗集，自由到了远者如天地万象近者如琐屑日常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及、信手拈来构筑诗歌之巢的地步，这是一种语言智慧、思想见识和精湛技艺相统一的自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致命问题始终是继续写作难以为继的问题，但反过来说，继续写作的价值在于变，在于新，而不在贪心不足地堆积自己的世俗名声和写作惯性，自己重复自己。而远村做到了求变、求新，做到了对自我写作历史的一次炉火纯青的升级转型。远村这部诗集的名称《画地为天》很具有暗示性、定义性，如果把诗歌这一极限性语言艺术建制理解为寓天于地的艺术，那么这个书名中已包含了远村的诗歌野心或理想，以及他对于本时代诗学的个人性彻悟与决绝式的诗歌自我定义。诗歌是一个特殊的文体，一个汉语诗人的完成度和有效性，更多地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诗歌内部标准的抵达，这个标准某种程度上是要冒着拒绝或无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评价和公众反响的风险而为之的，就是说在现实效应和时间效应之间，诗歌是一个最无视公众意见和反响的文体。它生来就不是影响乌合之众的，它是影响那个最杰出的可以传承人类心灵秘密及其时间感应装置的人中之人的，那种一个顶一万个的人的。说到底，诗歌是一门少数淘汰多数、以深度时间性淘汰浅俗的当下性、以少胜多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画地为天》，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它在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建设性表现：
第一个，《画地为天》精确而富有深度地揭示和表达了我们的时代，一个技术风景时代，一个深度而荒谬的现代化、城市化时代的情感和精神伦理及其现实特征。这个时代在很多年后，比如在50年后，在100年后，甚至1000年后，当变动不居的现实灰飞烟灭之后，它在诗歌里是什么样子，这个很重要。比如1000多年前的唐朝，我们在杜甫的诗歌里得到的东西比任何历史学和档案学里得到的东西会更多、更本质，那是一种精神和情感气象的认知。杜甫诗歌之所以是古典汉语诗歌的集大成和高峰，并不是说他有完全有别于其他古典诗人的修辞和意象体系，他还在那个体系范畴之中，但是他能够精准而深广兼得地表达那个时代的情感和精神特征，在灵魂本质上还原那个时代，这才是成就一个千古诗圣的根本原因。我觉得，《画地为天》在捕捉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和精神特质方面是下了一番力透纸背、苦心孤诣的苦功夫的。整部诗集弥漫着一种被精湛诗意斯文化、优雅化了的痛、剧痛，一种解构和建构交织的痛。当现代化彻底解构了传统和故乡，满世界都是故乡的异乡人、城市的异乡人、被技术风景时代持续消解只能手抓碎片的人。几亿人进城，被故乡驱逐，但是他们没有被城市和另外的地方、传说的天堂所接纳，他们的下一代也没有被接纳，有人说这是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化没有完成，犹如一个烂尾楼工程，他们没有变成城市或一个故乡不在的新地方的主人公，他们没有去工厂体面地做工，而是在荒凉的工地上朝不保夕地打工去了，被架在空中、火中、悬崖上、裂缝中，无处可以扎根，在未名的、没有归属感的状态或境遇里兀自浮沉。另外一方面，在没有归属感的情况下，现代化的技术、速度、时空革命对个体的人是一种更沉痛的撕裂，人会陷入一种更强烈的异化感、不安全感、迷失感和飘荡感之中。现代化的主体被现代化在消解，现代化、城市化的严酷性和残酷性，人怎样在此境遇中消化由己及人的那种苦难和悲剧意识，远村的诗歌是深切地传达了这种时代精神质感和情感承载刻度的，我们不仅从他的诗歌中，还能从隐藏在诗歌背后的那个“我”视角下的未名主人公的存在中，感受到一种对疼痛的自觉或先知先觉，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对疼痛的自我消解和调理。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对远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根本的变化，也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以前远村的诗歌是有确切的故乡的，这个故乡是有方位的，向北，北方以北，白云和羊群在苍茫中奔涌的地方，他的早期诗集《方位》《独守边地》就是这样一种有确切归属感的、充满了不祥预感的乡愁书写。但是现在没有了，没有了方向，那个曾经的乡愁目的地和归属感已经不再存在，现在这一切已变得含糊、暧昧，他不再强调方向，即使在长诗《向北的高墙》中，那种盲目冒进的、概念化的英雄主义也已削枝去干，变成对未名和碎片时代的悲悼式自我解析，用远村自己的诗句表达，变成了“我是我自己的异乡人”。过去我们都是哭爹喊娘地呼唤故乡，如今诗意的轴心变成了我是我自己的爹，我是我自己的故乡，我是我自己的爱大树上的鸟窝、爱摩天大厦上星光下的避雷针，也爱地平线的小孩。我是我自己的狼崽，我也是我自己的奶瓶。
第二个，《画地为天》对充满未名性、未知性的现代化、城市化境遇中人的境遇的理解和阐释，体现了一种从思想经验里汲取、提取、淬炼自我经验的及物维度和疆域的置情设境能力。现代化彻底解构了我们的故乡或者人的传统的生存意识和存在感。它是一种依靠生活经验和现实经验已不能完成理解和解读的完全陌生、不断地制造陌生的强硬的现实，包括现代化境遇中的人，它更多的东西是一种抽象性占比很高的东西，必须借助思想经验才能驾驭它、解读它。我觉得远村的诗歌是自觉地提出并完成这个命题的。他不仅仅是一个经验性的诗人，他更是一个观念性、思想性的诗人。他的诗性素材貌似无往而不止，信手掂来，但都是经过思想经验深度过滤、深度加工处理的，思想起到了激活和赋能、赋予诗意的决定性作用。他的素材不是单纯生活的，而是经过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深度处理、泡熟、泡透了的深度元素，是经过观念和思想融汇化解后的体验性建构，所以才那么得体，那么具有感染力和深度体验感，一种思想性很强的体验，一种思想者般的体验。这个时代是只有思想者作为主体才能真正面对的，思想者，那是一种综合万象为一性的本领和气质，思想者本身就是要有很强的综合性、概括性和对整体世界建立在通盘考虑和平衡之上的融汇贯通性。我个人觉得这是世界化、人类化的写作时代，一个成熟写作者最基本的入场券，而在这一点上《画地为天》是合乎规范的。画龙点睛，化腐朽为神奇，万事万物皆可入诗，皆可对世界进行源于俗而又脱俗的全新解读命名，这种游刃有余的诗性建构能力，饱经沧桑而又经得住修炼的耐力，令我震撼！
第三个，《画地为天》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或者自立为王的材料修辞学体系，体现了强大的对传统材料的现代化、现代性激活和赋能能力。我们总是生活在具有鲜明材料属性的现实之中，在我们这样一个技术风景时代，它的材料属性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有自己的技术及其异化特征。我也是一个写诗的，我的诗歌创作，尤其是近年来的创作，我的灵感都是城市和现代科技带来的，我的意象建构和表达体验更倾向于剖析超级科技与世界和人的相遇，那种得失两可、蜜毒参半、前途叵测的相遇。相比来说，远村的大部分诗歌在对技术风景时代的意象的萃取提炼方面并不是很尖锐，他更多的是在寻找承受现代化的那种中性的、介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本体，以此来表达和突显技术主义语境下人和人性的异在感。事实上，现代化天生地具有它的抽象性，从考察人的境遇性而言，承受现代化的解构性和破坏性的主体依然是传统，它们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特殊的体验场和经验场，而远村超乎寻常的现代诗性建构能力，就是他始终以一种现代性的视角和立场，把极端的个体经验直接升华为时代境遇式的共性和共情经验，实现了自我经验、心灵经验和命运经验的通兑。在远村的诗歌中，有几个大概只有诗人同行才能觉察的文本秘密，很能说明他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理解和驾驭的独到之处：一是远村的许多诗歌作品，很难断定其具体的写作时间，但可以肯定它们都不是写于乡土或者确切的基地，而是写于动荡的旅途或城市；二是几乎所有的传统性材料，都被他通通切断了与记忆或者怀旧的关系，他发现、呈现和强调的是潜伏或包含在材料中的自然属性或禀赋，而自然属性某种程度上正是超越了现代性、可以对现代性进行终极审判的一种世界属性；三是远村诗歌中充满了大量对非经典化细节进行经典化处理的灵性通感修辞，一种本体修辞，比如很传统的小昆虫、小鸟、小花，很传统很边缘很日常的世界事象、物象，很多这些凭借夹缝才能化险为夷的卑微的事物，它们在远村的诗歌中被一种本体修辞语境赋予了巨大的生存张力和存在平衡能力，从而以弱示强、以退为进地还原了传统的现代性，这种能力真正是深情的疼痛和无微不至、无物而不及的赋体还魂能力。脱离现代性的当代中国诗性书写和人类书写是无效的、无意义的，而在这最考验当下诗人和诗歌之见识、智慧和诗性建构能力的事情上，远村百炼成钢，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自己的出色答卷。
我与远村兄弟相交，三十年如一日，他是我们那一代中最早从陕北出发追逐远方和诗歌的人，他是我们这块苦难和辉煌、粗暴与仁慈同样厚重和持久的土地上的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之一，我印象他出道比我要早十多年，是我非常敬重的兄长和同道。1990年代初，远村当时是《延河》的诗歌编辑，已经是响彻当时诗坛的赫赫有名的人物，我当时写了一篇关于远村的人物札记，题目叫《永远的酋长》，洋洋洒洒有6000多字，在那个札记里我把远村写成一个介于神话和流落于大都市、潜伏于自选性的老城堡里的破落的酋长，像要握住时间的秘密把自己发酵成一个怪物似的充满了神秘能量的人。那是一个充满象征性、预言性的人物札记，我记得当时远村看过这篇文章后，还表扬了我，说文章写得好，但没有适宜发表的地方。但我本人一直认为这是我们之间兄弟情谊永不熄灭的根，当然最根本的根仍然是诗歌本身。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难文学化、文本化、诗意化、诗性化的时代，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怎样处理这个技术风景时代的现实、经验和人性，远村和他的新诗集《画地为天》提供了重要的信念与启示。(阎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