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涛
浑邪王率众降汉的背景是这样的：元狩二年春夏之际，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将士北出陇西，过焉支山、祁连山，连战连胜，杀匈奴四万余人。匈奴西部战区统帅是浑邪王和休屠王，单于迁怒两位将军指挥不利，“欲召诛之”，浑邪王和休屠王迫不得已，决定降汉，汉武帝令霍去病前往受降。但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斩杀，之后浑邪王率将士归降汉朝，号称十万，实际上是四万余众。
浑邪王归汉后受封漯阴侯，封地在今山东禹城一带，邑民万户。其四万余众分散五处安置，其中大部分安置在河南郡，今洛阳一带。当年河南郡经济实力疲弱，甚至拿不出这一笔安置费用，是由养羊大户卜式出资捐助的。《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对此也有具体记载：“岁余，会浑邪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
浑邪王降汉之时，国家花钱地方多，国库空虚，太多流民也无力安置。卜式出资二十万钱给河南郡太守，作为安置费用。卜式因为捐资助国，被汉武帝破格重用，由工商界人士进入仕途，后升至三公之一，任御史大夫。
如果《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东方朔的这一段逸事属实，那种叫驺牙的吉祥动物则不是在建章宫中被发现的。
最后说出口的话
东方朔最后说出口的话，是这样的：“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史记·滑稽列传》）
东方朔最后上奏的谏言，是《诗经·青蝇》里的话：青蝇一路“营营”叫着，停落在篱笆上。平和近人的君主，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昌行之地，四邻不安。愿陛下远小人，退谗言。汉武帝听后觉得怪怪的：“今天东方朔怎么有话好好说了？”几天之后，东方朔病故。
《论语·泰伯》中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伤死，其言也善。”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在褚少孙看来，东方朔一生都在演戏，很是看不惯东方朔的言行举止态度。他在《史记》中用《论语·泰伯》的这句话述评东方朔，用心之处是这句话后边的一段文字：“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伤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君子之道有三：一是动容貌，指举止和言行合乎于礼数。《孟子·尽心下》中对“动容”也有相关定义：“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二是正颜色，神态坦诚守正，不作怪，不机巧，则近于信。三是出辞气，说话言辞讲究，语气慎重，则远离野俗、悖理。
褚少孙应该是看到位了。
汉武帝也认为东方朔的方式是演戏，但他不排斥有戏剧色彩的人。
东方朔生前的这次谏言，一反他既往的说话方式，而是以“恺悌君子”的传统标准，劝谏汉武帝，而汉武帝因他的“改邪归正”而“怪之”。
“恺悌君子”，是古代中国人对国家君主的标准素描。“恺悌”是和颜悦色、平易近人的意思。“恺，乐也”（《说文解字》）。悌，本义是敬长上，引喻为敬上爱下，其情融融。《诗经》中有多篇出现“恺悌君子”这个形象，在“小雅”中，除《青蝇》外，还有《蓼萧》，尤其是“大雅”中的《泂酌》和《卷阿》两篇，对“恺悌君子”这个形象还有具体描述。
东方朔的谏言“绝唱”，由异类回到常态，这种老生常谈式的劝谏是不需要陈述动机的。临终前，东方朔终于脱下了戏装，这位老戏骨，演了一辈子戏，以种种出格的戏法明哲保身，大隐于朝。东方朔也尝试过改变形象，从最初因为汉武帝把“贤良人士”与“俳优侏儒”同等看待而慷慨陈词，之后也曾专门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汉书·东方朔传》）。后来放弃了，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大隐于朝廷。
皇帝里把倡优和学士画等号的，不只是汉武帝，清朝还有乾隆帝，他训斥纪晓岚时有一句“名言”:“朕以为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清代外史》）
再把话说回来，中国大历史里，在皇帝身边能得以善终的人，演戏的可是不在少数，或长袖善舞，或醉酒当歌，或揣着明白当糊涂，而东方朔“谈何容易”的方式，倒是几近于真的一种。
谈何容易
东方朔是大隐于朝的典型，他自己也以此自诩：“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
东方朔的方式，不是遇事装糊涂，也不是给自己的嘴上安一把锁，做缄默者。事实上，东方朔是一个“爱表达”的人，但他的表达，总能够找到让听者接受的方式。比如给人服药，药是苦的，还有些异味，智慧的生产厂家就给药加一层包装，做成胶囊。特别要强调的是，包装不是伪装，患者心里十分清楚，里边是治病的药。胶囊也不是糖衣，糖衣是用来哄孩子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