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的学术专著受到热议,一位业余研究者指出该著作是“一部烂书,质量粗劣不堪”,并且挑出了密密麻麻的错误。他向多个主管部门举报,要求撤销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追究项目立项、结项和审核等各环节评审专家的责任。课题负责人回应称,他们引用的文献原本存在错误,且引用这些资料得到评审专家认可,因此不是课题组的错。这种辩解受到多位专家批评。

一位专家指出:“这是最坏的回应批评的标本,中心思想几乎就是承认本书是大规模抄作业,抄错了是因为被抄的做错了,问题是这笔经费给你是为了让你抄作业吗?”

多位学者曾盛赞《辑校》“具有普遍价值”

受到质疑的专著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海军主持的《广西石刻总集辑校》(以下简称《辑校》),内容是对广西各地的石刻进行编辑和校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4年12月出版,全书180万字。封面上标示该丛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学术出版资助项目、西南边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档案文献系列”。

2018年2月14日,曾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楷锋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文介绍这套丛书,称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2016年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他说该书是对我国金石文献的一大补充,为文字学、文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新材料。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在这一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文谈到该书的文献价值,称它不仅在金石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整个文献整理工作的角度看,也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还有多位来自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进行了点评,称《辑校》的出版“是对广西石刻文献的一次重大整理”“是研究广西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其意义具有普遍价值”。

据一位专家介绍,一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金为80万元,这对人文社科项目来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辑校》不仅成功通过各个环节的审核,而且还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牵涉到很多位研究者、审议专家和管理部门。

业余研究者纠错“一部烂书,质量粗劣不堪”

然而,一位业余研究者近日对这个受到多位专家赞扬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提出质疑,直言批评“是一部烂书,质量粗劣不堪”。举报者叫石身志,是广西龙胜人,独立从事华南西南地区石刻与书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家乡广西的古籍文献整理工作更是其中的重点。

2018年11月,石身志买了《辑校》这套书,本来是想借以参考。他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我从去年底开始选看了该书的部分内容,感觉其中错误较多,所以我才尽量访求原碑重新抄录辑校。”没想到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

2019年5月3日,石身志在新浪微博发文,直言不讳地指出:“仅一通三百多字的民国石刻,杜海军团队的辑校内容错误就多达五六十字。哪怕请一个细心一点的中学生抄录整理这类民国石刻,也绝不会犯如此多的低级错误。”

在这篇微博中,石身志贴出《辑校》中的“湘桂公路记”和原碑照片,很多地方用红笔进行了圈点。碑文前两个字是纪年的“庚辰”,书中写为“东长”。此后,石身志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发出多篇石刻照片和他校勘后的《辑校》内容,很多地方勾划之处密密麻麻。

石身志告诉记者:“我只是时间精力不够。如果够的话,给《辑校》一书挑出几万字的错漏基本不成问题。这部书收录1700多件石刻,仅我家乡龙胜县的几十件石刻,错漏就有两三千字了。微博所发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错误较多的十来件。”

杜海军教授在去年还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朝石刻汇校集注》,今年4月6日举行了开题报告会。石身志担心,这个新项目也可能出现类似《辑校》的问题。

石身志在上个月分别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广西社科联和广西师范大学递交了举报材料。

他表示,此次问责的目的主要有这几方面:“撤销杜海军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他之前因此项目所领的资助除去实际户外田野工作等相关开支,应全部退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追究项目立项结项审核各环节评审专家的责任,公布其姓名职务所在单位,取消他们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资格至少一年;立即终止杜海军今年4月6日立项开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朝石刻汇校集注》;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广西社科联取消杜海军广西第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荣誉,并要求广西社科联取消给杜海军教授评奖投票的评审专家的投票资格。”

课题负责人回应错漏原因, 是参考文献错了

6月9日,石身志告诉记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大顺教授表示广西师范大学及该校文学院对他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但因石刻文献整理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学术领域,还需要外校专家对杜海军教授的《辑校》一书进行鉴定。

吴大顺院长在邮件中表示,《辑校》作为一部大书,存在“少量”错误。邮件中附上了杜海军教授所写的“对石身志举报《辑校》问题的说明”。这篇4000多字的说明引发更多争议。

杜教授承认,《金结桥碑记》的说明里虽写了访碑(即到石刻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的人员和日期,但实际上的确没有见到原碑,实际情况和书中内容存在不符。

但他辩称这篇文字的访碑与记录碑文不是一人完成的,文字撰写过程中二人缺乏沟通,造成了疏失。这篇文字是从以前出版的《龙胜碑文集》抄来的,只在整理中将其中一处逗号改为句号。对于为何保留碑文开头的“东长春”这种不通的文字,没有进行校勘,他并未解释。

杜海军说,课题组为了访碑付出很大努力,现在还保留着50多封当年赴各地访碑给各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声称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许可,不可以随便访碑,而且访碑需要找当地老乡帮忙,所以有时没访到碑。而石身志认为访碑需要写介绍信的说法不过是借口。他说对于散存于城乡各处的石刻,只要用心去寻访,都能访到,只有保存于文博场馆的石刻才需要与文管部门交涉。

杜海军说,对于举报人批评《辑校》石刻录文错漏太多,原因是课题组所依据的先前出版的书籍就是这样,如果没有访到石刻,根据以前的文献录入是《辑校》的凡例规定,他声称这种做法“为各级评审专家认可,非课题组辨识的错”。他说《辑校》在抄录先前的文献时,对于其中的文字无权改动,无论它们是对还是错。

石身志指出,但凡有文献辑校经验的人都知道,辑校中的“校”是非常见功底的学问,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重要环节,不能只编辑不校勘。

很多专家也对杜海军的解释提出批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赓哲通过微博指出:“这是最坏的回应批评的标本,中心思想几乎就是承认本书是大规模抄作业,抄错了是因为被抄的做错了,问题是这经费给你是为了让你抄作业吗?”

福建省博物院研究馆员高健斌通过微博批评说:“像这样的回复,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能够在学术界风生水起,简直是恐怖。”

南京一位中国古代史专业学者直言这样的回复是“狡辩”,意思是“我抄别人的,别人错了,不是我的责任”。

记者致电杜海军教授,想了解有关《辑校》的争议,他表示:“你找我们学校吧。”随即挂断电话。

6月11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对此事作出通报：经调查核实，认定该成果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了国家社科基金声誉。经研究决定，撤销杜海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子课题“广西石刻总集整理”；终止杜海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朝石刻汇校集注》（批准号18ZDA246）；被撤销和终止的项目按规定退回已拨经费或剩余资金；项目负责人5年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