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涛
这种在体裁上“闹独立”,对文学是构成丰富,还是构成伤害?还有一个事实,在文学研究界,如果把西方文论的东西拿掉,所剩的东西不太多。当代文学研究,有点类似当下的汽车制造业,部分生产线是进口的,没有完全实现“中国制造”。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中国人思维基础上的当代文学评价体系。不仅文学研究界,在不少领域,我们都欠缺自己的标准。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这个排名标准是西方的。经济、教育、医疗、环保,以及工业和农业的一些具体指标,所使用的标准,“国产化”程度不太高。建设强大国家,应该强大在根子上。我们已经到了建立中国人标准的时候了,包括中国人的文学标准。
当说真话需要陈述动机的时候
一个撒谎者被抓住把柄,需要交代清楚为什么时,是难堪的,弄不好会身败名裂。而说真话,被要求陈述动机的时候,后果比难堪严重多了,身败名裂是稀松平常的事,项上人头能否保住都要托老天爷的福。
中国大历史里,这样的人和事俯拾皆是。
汉代有一个文化人物,以说实话、说真话见长,却是平安一生,基本上福禄两全,这个人叫东方朔。东方朔所服务的上家,可不是脾气好的皇帝,而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任用过十三位丞相,其中有七位不得善终,或被处死,或被赐自尽。
东方朔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文化个例。
以一步险棋出头
《史记》这部书,把东方朔纳入《滑稽列传》,并不是司马迁的初衷。
司马迁比东方朔年长二十岁左右,基本是同时代人。同代人之间不作正传,是中国史书写作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原因是不方便下定论。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只写了三个人,春秋时期的淳于髡和优孟、秦朝时的优旃。司马迁去世后,不知什么原因,《史记》散失《武帝本纪》《礼书》等十余篇文献,由稍后的经学大家褚少孙寻访名家,搜寻史料补缀完善而成。褚少孙在《滑稽列传》原有三位人物的基础上,又补写了六章,并做出专门说明:“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史记·滑稽列传》)
《史记》中的东方朔传,在褚少孙补写的六章之内。
班固在《汉书》中,给东方朔独立作传,而且篇幅较长,应该是对他特立独行性格的重视。他对东方朔的史评是:“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汉书·东方朔传》)
褚少孙是汉成帝时期的经学博士,距东方朔生活的时代较近,他记写东方朔多以传闻记事。班固是东汉初年人,以史据资料述人。认识东方朔,把《汉书》和《史记》结合着看,人物更清晰全面一些。
东方朔是山东滨州惠民县人,西汉时称平原郡厌次县。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皇帝位。当年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纪》)。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遴选人才,由丞相到地方首长齐抓共管,“中二千石”是中央部委领导,“二千石”是郡守(省)级领导,“诸侯相”是诸侯国的丞相。东方朔被平原郡推举入朝,来到都城长安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这一批人才由卫尉属下的公车司马令统一节制,称“待诏公车”,意思是等待皇帝诏命的专家。“待诏公车”的第一份差使,是向皇帝做自我介绍,并把对国家治理的谏言写成册书上奏,称“公车上书”。汉武帝刘彻亲自批阅这些册书。事实上这是他广泛听取治国意见的一种方式,是汉武帝发明的中国式的政治民主。
因为皇帝的重视,每一位待诏都费尽心神撰写册书。
东方朔的上书最为显著,多达“三千奏牍”。当时纸张还没有发明出来,牍是写字用的竹简,或木片,相当于稿纸。每一页牍片大约可容下三十余字,三千奏牍,有九万余言。公车令派两名工作人员抬着东方朔的上书进宫,汉武帝耗时两个月才读完。“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这段话中,记述了汉武帝读奏牍认真的细节,从最上面一页读起,需要停下来时,则在相应之处做一个记号,就这样,两个月终于读完。
东方朔的“鸿篇巨制”并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史记》中没有说明原因,班固在《汉书》中摘引了其中一段自我介绍的话,算是揭开了谜团。问题出在东方朔的文风不实在,过于粉饰自己,“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汉书·东方朔传》)。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 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的“高自称誉”让自己吃到了苦果,很长时间被闲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