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炯：影响深远的经典性理论文献丨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讲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确立了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历史坐标，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对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有关重大问题，对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进行了创新性发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新的伟大飞跃。在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本报约请著名文艺评论家、理论家撰文，深入解读《讲话》的时代价值和当代意义，着力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等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理论价值和实践品格，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现更大繁荣发展。

影响深远的经典性理论文献

张炯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性著作之一，不仅对我国文学艺术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指引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而且获得国际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评价，推进了世界人民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今天，我国各族人民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道路迈向光辉未来之际，迎来《讲话》发表80周年。回顾它产生影响的历程，对我们更好地学习它的理论建树是有益的。

超越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

《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艺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也是导引革命文艺和人民革命的重要指南。

《讲话》以回答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为中心，对于文艺的人民性、审美性、现实性、政治性，以及文艺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革命内容与完美形式，文艺创作中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的歌颂与暴露，文艺发展中的继承、借鉴与创新，文艺的提高与普及，文艺批评的重要性与批评标准，乃至文化和文艺领导权的问题、文艺统一战线的问题，都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和剀切的阐明。《讲话》发表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真理性越来越彰显，传播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深远。

作为经典性的文献，《讲话》的独特在于，它的丰富内涵不仅使它成为文艺工作的指针，而且对其它革命工作也有重要启示。正如它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即播发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正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其影响的深远是必然的。

从延安迅速传播和指引全国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明他的“结论”后，《讲话》立即受到延安文艺家的普遍学习和拥护。许多文艺工作者都感到聆听《讲话》后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从人民革命时代的高度，重新认识了文艺的历史使命和自己的创作方向。他们很快就在《解放日报》先后发文表达自己的体会。如塞克《在青年剧院学习总结会上的演讲》一文提出“建立新的艺术观及新的美学”。刘白羽的《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一文，则指出作家不仅要抨击外在的黑暗，也要“注意内在批评”，批评“从那长期黑暗社会生活里面，你原来的小资产阶级所带来的不好的东西”。何其芳、周立波也发文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认为只有改造思想，站稳革命立场，才能产生好的艺术。张仃的《画家下乡》一文说：“画家就一定得打开生活的圈子，到大众中间去，同时变成大众中的一员，全身心浸透大众的思想、感情、情绪，要重新以大众的思想去思想，以大众的感觉去感觉，以大众的眼睛去观察。”当时延安和各人民抗日根据地还以座谈会的形式传达和学习《讲话》精神。如1943年4月24日，中共北岳区党委（即晋察冀边区党委）召开文艺座谈会，学习《讲话》精神，批评了该地区文艺界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和唯美的“艺术人生观”、抽象的“人性论”等观点，强调文艺与群众结合。

《讲话》精神的传播，很快影响了文艺创作。各人民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向民间学习，努力以民族化、大众化风格表现工农兵，以自己的作品为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先后涌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孙犁的《荷花淀》，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描写了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而民间色彩浓郁的新秧歌运动推出《兄妹开荒》等一批新的秧歌舞和秧歌剧。戏剧家还创作了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王秀鸾》《刘胡兰》《赤叶河》等。戏曲领域也推出了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和秦腔《血泪仇》等。诗歌方面，何其芳到延安后的新作《夜歌》乐观、质朴，与他收在《预言》里的情调抑郁、表现雕琢的早年唯美主义诗歌相比，给人以脱胎换骨之感。新民歌民谣更大量涌现，如在陕北的民间诗人李有源创编的《东方红》，民间艺人韩起祥的新唱词《刘巧团圆》，长篇叙事诗领域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等也广受群众欢迎。几年之间，人民解放区的文坛和艺坛焕然一新，以自己的新作标志人民文艺时代的到来！

《讲话》也逐步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起着指导作用。先是在大后方，如重庆、桂林、昆明等地。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讲话》的主要内容。当时，郭沫若、茅盾等在重庆的著名作家积极响应。郭沫若学习《讲话》后，在《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一文中说：“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为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茅盾在《如何击退颓风》一文中主张文艺“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为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

当然，在解放战争中，由于国共两党矛盾的激化，《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但在文艺创作领域仍然产生积极的影响，出现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者光未然的长篇朗诵诗《屈原》和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以及小说等。1947年1月25日，林默涵在《新华日报·新华副刊》评论说：“马凡陀的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间语汇和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关心的事物，来歌唱广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绪。这是使诗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秘密印制和传递的《讲话》油印本在国统区传播，使进步人士和文艺工作者如迎黑暗中的明灯，这成为指引他们走向革命的重要读物。

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正如叶圣陶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所说，“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跟毛泽东思想融合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之一部分，《讲话》理所当然地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大会的决议明确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指南。

1952年5月，为了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为贯彻毛泽东文艺方向而斗争》，全国许多著名文艺家都发表纪念文章，掀起了学习《讲话》的热潮。如郭沫若的《在毛泽东旗帜下永远做一名文化尖兵》、茅盾的《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赵树理的《决心到群众中去》、丁玲的《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曹禺的《永远向前—— 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老舍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等。柳青也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文学艺术，作为整个人民事业的一部分，非常庆幸和非常适时地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的阶段。许多文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文艺方向，这十年里才能够追随着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和反映了伟大的社会变革。”

1962年在理论上系统地阐释《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中，林默涵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和何其芳的《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以其深度和高度，影响比较大。前者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上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后者则从《讲话》发表以来我国二十年的文艺实践来论述如何正确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批评了实践中“左”和右的偏向。

正是在《讲话》的深刻影响下，共和国催生出如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回延安》等诗歌，还涌现了像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赵树理的《三里湾》、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产生的许多政治方向鲜明的著名作品，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谌容的《人到中年》、李凖的《黄河东流去》、魏巍的《东方》、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也皆受到《讲话》精神的滋育。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方面更产生了众多广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佳作。

《讲话》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

《讲话》发表至今，先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掀起人民革命和殖民地解放的高潮，《讲话》最先得到近邻的亚洲各国的热烈欢迎。1945年12月，朝鲜就出版了译本，次年四五月，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还组织了《讲话》的学习讨论会。1946年，日本也出版了日译本，译者为千田九一，书名译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1951年，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又重译《讲话》，改题为《1942年延安毛泽东文艺讲话》。这前后，蒙古、印度、越南、缅甸、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也将《讲话》译介出版。1950年，印度除英文译本外，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等十多种译本。

在苏联，《讲话》受到高度重视，上世纪50年代起，除翻译出版单行本，还出版了涵盖《讲话》的俄文本《毛泽东选集》（4卷本）。《讲话》在非洲、美洲的译介稍晚些。1956年2月，埃及开罗思想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阿拉伯文版。而1950年美国国际出版社便出版了《讲话》的英文本。之后，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也出版了译本。1980年，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尔参考80多种中外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译了《讲话》单行本，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

1949年10月，法国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讲话》的法文本，它曾流传到意大利和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最初译本皆以它为依据。1950年12月，柏林的汉舍尔出版公司根据法文本翻译出版了《讲话》的德文本，当地的《劳动月刊》《柏林日报》《世界论坛》《星期日》等报刊纷纷发表摘要或评论，戏剧家沃尔夫还在他主编的《人民与艺术》创刊号上摘录了《讲话》的一些要点。1952年，德国学者海尔曼和威曼又根据北京1950年本重新翻译了《讲话》。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匈牙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小丛书”、意大利共产党出版局都先后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1952年，英国共产党出版的《现代季刊》第4卷第1期详载《讲话》，英国的一些进步文艺团体还曾讨论与学习。此外，阿尔巴尼亚、瑞典、芬兰、丹麦、南斯拉夫、挪威、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都出版或摘译过《讲话》的内容。

随着《讲话》在国外的翻译出版，有许多革命的或进步的作家读后，纷纷加以评论或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1946年，新日本文学会在日文本《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前言中指出，《讲话》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以此为契机“摆脱了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将方向转变到为民众服务的民主革命路线文艺运动上来了”，而这一点“对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展开，尤其具有借鉴意义”。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一在《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称《讲话》是日本“进步文学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蒙古诗人、小说家达木丁苏伦在题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纲领》一文中称赞《讲话》，写道：“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给我们新的创作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把我们从模糊不清的道路中引导到正确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革命道路上来，使我们明确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让我们看到了灿烂美丽的远景。”越南文艺理论家邓台梅则评价道：“抗战时期，越南革命文艺工作者曾普遍学习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今《讲话》已成为越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和越南文学院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组等专门机构经常学习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欧洲，1952年匈牙利的《文学报》发表一位诗人的文章，说“《讲话》发表以来，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奋斗的国际武库中的光辉武器。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大踏步向前迈进的中国文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文学以及我们的新文学的指南针”。而在苏联，艾德林在《论今日中国文学》一书中写道：“文学与人民生活相联系，文艺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的主要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促进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的指示帮助中国人民为创造新文化而斗争。”费德林在《现代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说：“毛泽东的讲话体现了中国人民命运中的伟大的历史进程。他代表着亿万人民——工农兵讲话；工农兵意识到自己在严重的战斗生活中是真正的主人，他们愈来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一定能战胜敌人，并且不仅在个别地区，而且将在全国庆祝自己事业的胜利。”

在非洲和美洲，对《讲话》的评价同样很高。如苏丹的一位作家在《阿拉伯文艺在不断前进》一文中说：“许多阿拉伯作家和艺术家在阅读过毛泽东的《讲话》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努力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提高政治觉悟，使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古巴著名诗人纪廉也指出，“毛泽东的《讲话》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学的概念里，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价值的文件”。古巴的《今日报》还专门发表评论，认为《讲话》“确实是一篇散发着万丈光芒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纲领”。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在细致研读过《讲话》后，得出结论：“中国文艺界遵循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所照耀的道路，也就是巴西文艺界在争取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走的路。”一位美国学者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中说：“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荷兰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佛克马在他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一书中更辟了专节介绍了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讲话》发表至今，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文艺思想后来也有丰富与发展。但是，《讲话》所揭示的文艺规律和人民本位思想仍历久弥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的价值和意义超越国界，走向世界是必然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讲话》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它的继承与发展。自《讲话》发表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遵循它所揭示的文艺规律和相应的文艺政策来引导我国文艺前进。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更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展了以《讲话》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方向的旗帜，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表现人民为社会主义而作的英勇斗争，发扬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和美学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力戒浮躁，避免唯利是图，精益求精，奋力攀登文艺的高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艺空前繁荣，无论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等领域，都涌现大批佳作，许多作品走出国门，被翻译传播到世界各国，不少作家、艺术家和作品还被授予国际奖项，受到各国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这些都再次证明了《讲话》的强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中国艺术报）

编辑：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