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书善（右）与本文作者合影
《带灯》剧照
《紫荆树下》剧照
辛书善，男，1940年9月生，陕西省商洛市人，二级作曲，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今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2018年5月，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代表作有《屠夫状元》《六斤县长》等四十多个剧目作曲。其中《山魂》获文化部音乐奖；《大云寺》获陕西省文化厅的优秀音乐设计奖；《泉水清清》获陕西省文化厅音乐设计一等奖；《鸡毛蒜皮》获商洛地区文化局音乐创作一等奖；《花嫂招郎》获省文化厅音乐创作三等奖，并在商洛地区“九七”新春文艺调演中获作曲二等奖。1986年受聘担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陕西卷》商洛道情副主编。《月亮光光》获得华表奖。结集出版作品有《陕西商洛花鼓音乐辛书善作品选辑》和《陕西商洛花鼓传统音乐优秀曲目选》。
辛书善先生80岁了，但商洛文艺界没人愿意说他老，商洛剧团要排花鼓新戏，得哄着他作曲，他自己也不敢言老，怕自己一想“老”就“朽”了。
学艺：读破万卷书踏遍万里路
辛书善1940年出生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三贤乡的紫荆村，花鼓戏《紫荆树下》（原名《紫荆三贤》）说的就是这村里的事。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姐姐出嫁，家里只剩辛书善一人，为了活命，他在1955年经同村人辛庆善的介绍投考加入商洛剧团。
辛书善从小爱唱歌，每逢文工团在林子前面的河滩里搭台演出，他都会趴在戏台角落细听。进了剧团，刚开始的主要任务是练功，一天三晌，每日不辍。再加上吃得饱饭，原本面黄肌瘦的孩子很快壮实起来。
唱了几年花脸，时间很快来到1959年。这一年，剧团准备分成花鼓道情队和秦腔眉户队：花鼓道情队简称“花道队”，以学徒为主；秦腔眉户队是以成人为主。分队后，乐队需要充实人手，对于辛书善来说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他有个“野心”，到乐队去，不只当个演奏员，将来还要当作曲家。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他怕被人笑话，只悄悄把心事说给刘浩智老师听，刘老师立刻鼓励道：“你的想法很好，现在团里极需这样的人才。”
这时辛书善的箫已经吹得不错了，他向团长任宏谋提出想要进入乐队的要求，团长让他到西安跟着陕西乐团的高明练竹笛，回来后就正式编到了花鼓道情队的乐队。当时乐队成员里，除了作曲兼三弦弹奏的刘浩智之外，还有辛庆善、牛公民这样业余出身的成员，谱记得都不规范。辛书善加入后，刘浩智老师向他介绍了很多书，并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作曲不是凭热情和兴趣就能把事情办好的，你必须先从理论上把自己武装起来。”
这时，辛书善刚考上东门里的初中一两个月，连五线谱都不认识，他把演出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乐理：作曲法、和声法、配器法、乐器法……刘浩智老师借给他不少书和笔记，和广播站的陈元和借他许多前苏联的音乐书籍，此外，辛书善的大部分工资也都拿来买音乐书，每个月底只能靠借钱吃饭。没有系统的教导，辛书善的学习方法就是“硬啃”：抄书，抄别人的心得笔记，反复练习。以和声学这门课来说，在音乐学院最多学两年，辛书善硬是学了六年。前前后后十年时光，他终于一点点把看不懂的乐理“磨”明白了！
剧团每年有三百场演出任务，其中两百场在农村，基本上是晚上演出白天闲着。自从进入花鼓道情队，剧团从“戏窝子”竹林关聘请来刘全兴和毕战成两位老师，专门教唱花鼓，他俩是搭档，一个演旦角，一个演丑角，配合得好。花鼓最初叫“三小”戏，即小生小旦小丑，在农村一般是席地演出，条件好点的找个高土台子铺一张竹席，表演就不出那张席的范围。
刘全兴唱腔特别好听，辛书善从心底里佩服，就主动跟着他当学生。老艺人们不识字，不懂曲谱，都是口传心授，但是乐感非常好，同样的旋律唱出来就是比别人好听；即兴创作能力也强，看到啥唱啥，同一段词，今天这样唱，明天再唱时可能就不一样了。刘全兴唱的时候，辛书善就赶紧用乐谱记下来。他也由此养成一个爱好，每次趁演出空闲就会去找深山里的花鼓戏艺人，有时在人家家里住几天，专门听他们唱，跟着学，边听边用简谱把曲调记下来。
那时下乡演出都是自己背行李，包括乐器和生活用品，老师的行李辛书善也主动背上，过河，沟沟坎坎啥的得赶忙上去搀扶一把。五六十里路算短程，一路翻山越岭最少走四五个小时也不嫌累，为的就是老师能在路上教点东西。就这样今学几句，明学几句，日积月累也学了不少。
创作：打破旧观念才能写出好音乐
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节，商洛剧团的四个小戏在省上一下子把名声打响了，全团上下开始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大家一致觉得：唱秦腔比不过易俗社，唱眉户比不过戏曲剧院眉碗团，还得走自己的艺术道路——商洛特产花鼓和道情。
有了这个共识，大家热情空前高涨。但是作为业余剧团，水平参差不齐，经常有观众听着听着就离席了，辛书善只得到处安抚演员情绪。就这么一场一场演下来，花鼓和道情渐渐在剧团扎下根基。团里排戏，原本的主创是刘浩智的花鼓和道情、辛庆善的眉户和道情，后来两个老师调去别的地方，担子一下压在辛书善肩头。
团里要排大戏《核桃岭》，编剧是山阳的刘继成，辛书善深觉独自一人拿不下作曲的任务，就向领导推荐了音乐学院毕业的冯宁。冯宁当时正因为跨国恋被学校处分，在镇安接受劳动改造，辛书善还记得他那理了个光头在田间劳作的样子。从此两人成了搭档，你一个戏我一个戏地往前撵，直到后来体制改革，冯宁调到临潼音乐专科学校当教师为止。
辛书善心中第一部“比较成熟”的音乐作品是《屠夫状元》。用的花鼓调子，在西安连续演出几十场，场场爆满，并由此引发全国多个剧种对该剧的移植热潮。那也是商洛最先用创作者个人署名的戏剧。
创作《屠夫状元》时，辛书善和田井制一人一个房间，一人作曲一人改剧本。每做好一段曲子，田井制先试唱，不合适再改。他们当时的追求目标是：首先解决男女声腔不同的矛盾，其次解决原来花鼓中筒子、八岔、小调三种形式单一化的问题。老艺人在农村演出时这三种音乐形式互不关联，筒子就是单一的六个调调，八岔就是纯粹的一个调调唱到底，又叫八岔子戏。小调比较丰富，有一二百个调调，类似于眉户，演小调时既不唱筒子，也不唱八岔，专门唱小调，比如《夫妻观灯》就是典型的小调。《屠夫状元》是大戏，无论是演员的三小，还是音乐的筒子、八岔和小调都不能单独完成，三种形态合起来音乐形式就会显得丰富，但合起来又有技术难度。如果这出戏能够突破，对今后的其他戏都会有帮助。
创作完成后，辛书善第一个去找刘全兴，给他从头到尾唱过一遍。刘全兴停了半晌才说：“这个不是花鼓！你把八岔、筒子、小调搅在一起成了风搅雪！”辛书善向他解释，《屠夫状元》是大戏，任何单一音乐都不能把各种人物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要打破旧观念，必须把这三个曲调合起来。刘全兴又想了半天，接受了他的观点。
男女同腔不同调，是包括商洛花鼓在内，全国300多个剧种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旧社会妇女不︽带灯︾剧照能登台，所有女角都由男演员反串。新文化运动以后，陆续有女性登上舞台，男女音高不同，女声唱刚好的，男声就唱不上去，这个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当时无论陕西的“秦腔振兴委员会”，还是河南的“豫剧振兴委员会”，都致力于解决男女同腔同调的问题。
辛书善在花鼓创作中尝试了许多办法，但都不算成功。《屠夫状元》中，更多地采取了回避、转调、西洋歌剧的技巧等，虽然演出效果不差，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这样做会丢失地方戏的艺术特色。他不断钻研，最后终于从花鼓戏的音调中找出规律：花鼓戏主要有re调式和so调式，男声是so调式，女声是re调式，re和so之间相差四度，正好是男女声腔的差异。找出这个规律后，他反复实践，终于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商洛花鼓后来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每次创作，辛书善都在努力追求突破。《月亮光光》是他对男女声腔问题解决得最好的一部戏。《情怀》中第一次加进了孝歌。而他“下了最大功夫”的戏，则是《带灯》：“因为它是批判现实官场的作品，本身阻力大，如果音乐没作好，这个戏就可能演不成了。”
传承：需要天赋，也需要不断练习和实践的舞台
第一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商洛剧团获批商洛花鼓传承单位，传承人却因为一口气报了22人的名单直接被定为“暂缺”。四年后，第二届的申报名单压缩到了七八人，继续超编。第三届申报，辛书善和田朝霞两人获批省级传承人。直到2017年全国剧种普查，国家级传承人增补名单向社会征求意见，辛书善终于被评为商洛花鼓的国家级传承人。至此距离第一届申报已经过了12年。
和众多传统戏曲一样，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是当今商洛花鼓需要面对的一项现实危机。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剧目《情怀》作曲时，辛书善已经70多岁了，但这样的重点剧目，除了他没人扛得起来。他和编剧在酒店封闭写作，吹空调感冒了，发烧到40多度，挂了三天吊针，烧退了回来接着干。咬牙赶出草稿，又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加上糖尿病等基础病，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住院期间，辛书善左手扎针，右手撑在病床上改乐稿，其他人在病床边等着，一改好马上拿去排练。剧本和音乐都是边排边改，剧本一改，音乐必须跟着改……
传承是辛书善的一项心病。作曲和写作一样，需要天赋，也需要反复不断的练习，谁也不可能一提笔就写出一篇锦绣文章。剧团给辛书善安排了一个学生，但团里现在排戏少，锻炼机会也少，学生在外面开起了音乐工作室，更没有时间和心思学习花鼓作曲了。
辛书善出过两本书，其中《辛书善作品集》是他个人出资。他把商洛花鼓的音乐整理好存在电脑里，有自己的，也有刘浩智、冯宁等人的，却因为没有资金，一直无法出版。最近有文化干部对辛书善说，计划筹集资金把商洛花鼓音乐结集出版，让他非常欣喜。因为他常常担心花鼓戏会在自己手里失传：“真怕哪天我突然走了，这些资料还没出版，娃把我的资料和衣服一起烧了。”
编辑：庞阿倩
